对经典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思考
——转型的路径选择与思想启蒙运动
唐 欣 吕建民 丁人人
编者按：本文作者之一唐欣同志是原国家轻工业部中国中轻产品质量保障中心的主任。文章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制度变迁进行了深入研究。观点独特，现全文刊登，以飨读者。
前 言
近两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也越来越紧迫，越来越明显，一些理论问题需要我们静下心来仔细想想。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以前的发展应该怎样看？今后我们应该怎样发展？怎样前进？这些都需要我们仔细的思考，仔细的研究。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一些粗浅的想法，写出来供大家参阅并批评指正。现分如下几个问题说明：
1、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似乎不全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及十四大以后，更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革经典社会主义制度，克服其体制内部长期存在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内在矛盾；以市场调节取代计划调节，克服原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弊病，使原体制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新潮流。这是使经典社会体制完成社会转型的一次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的历史进步。
2、经典社会主义制度，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向更高级阶段的发展，它是共产党人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之后“消灭私有制”实践的必然结果，它与实现该制度之各国生产力发展状况无关。
3、经典社会主义制度形成的“举国体制”,对后发国家以赶超形式完成工业化不失为一种可取的“选择”。但伴随其自身的发展及世界形势新的变化，它暴露出了一些无法克服的矛盾。这些矛盾迫使经典社会主义制度从经济结构本身进行彻底改变（改变单一公有制）成为必然。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导致了经典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在原来“完善、修补原制度”的范畴上向“转型”过渡。
4、“转型”的最大特点是“不确定性”。在如何应对“不确定性”上，中国共产党人在方法论（从此岸世界出发——实事求是、随机选择——摸着石头过河）和政策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5、经典社会主义制度“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存在着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应对这些矛盾，中国共产党人要在坚持原方法论和政策的基础之上，做好三件事：
①把“加速政府职能转换”提高到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高度；
②“公有制确权”必须开始，并最终由各级“国有制”完成向“社会所有制”过渡。
③必须支持独立的“思想启蒙运动”。
6、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展以上三件事，并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开始以“党政分开”为基调的社会转型是迟早的事。
目 录
前言………………………………………………………….P 3
第一章 改革，究竟是战略退却还是“走进新时代”
西方学者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解读为后社会主义…………… P 7
改革，究竟是战略退却还是“走进新时代”？………………… P 8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次历史性进步…… P10
第二章 经典社会主义制度到底是什么
经典社会主义制度制是废除私有制实践运动的必然结果………P11
经典社会主义制度，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无关……………………P15
第三章 对经典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历程
早期对经典社会主义制度在理论上的批判………………………P20
对经典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第一次浪潮…………………………P22
对经典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第二次浪潮…………………………P25
对经典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第三次浪潮…………………………P28
对经典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第四次浪潮…………………………P31
第四章 改革，应对不确定性“转型”的路径选择
改革，“转型”和“转轨”…………………………………………P33
怎样应对“转型”中的“不确定性”……………………………P34
经典社会主义制度“转型”启动时的现实状况…………………P39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P42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P43
第五章步入“市场经济”后社会的矛盾和解决办法
经典社会主义制度在“转型”中出现的问题……………………P45
“转型”的攻坚战——如何监督公权力…………………………P46
“分权”的困境和“路径”………………………………………P48
从“此岸”到“彼岸”——对新的思想启蒙运动的期盼………P51
注释…………………………………………………………P53
第一章 改革，究竟是战略退却还是“走进新时代”
西方学者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解读为后社会主义
1989年，美国汉学家阿里夫·德里克发表了《后社会主义——反思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首次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解释为“后社会主义”。他进而定义这种“后者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表现为既利用资本主义的经验又试图克服资本主义发展缺陷这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①
进入90年代后，“后社会主义”概念进一步扩大并被广泛使用。波兰改革的总设计师、前第一副总理格泽戈尔兹·科勒德克用这一概念来描述那些放弃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集权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有的只是在其社会主义经济的范围内进行改革，如中国；有的则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如俄罗斯。因此，科勒德克认为，无论对社会主义的继承、发展和扬弃，还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背叛和颠覆，都是后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后社会主义的概念。他说：“在我们看来，这种历史性的尝试并非是告别共产主义的过程，而是放弃国家社会主义，即放弃国家集权的计划经济”。②
改革，究竟是战略退却还是“走进新时代”？
本文无意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是可以称之为“后社会主义”发表评述。我们只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并把由此引发的一些思考供奉给读者。
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同志最先提出的，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这一提法被正式列入大会的《政治报告》。在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用以解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们不妨推敲一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是“后社会主义”？显然，这个“初级”或者“后”都是针对“经典社会主义制度”而言的。如果，我们把人类历史上建成经典社会主义制度看成一个运动的发展的过程。那么用时间发展顺序为坐标，我们可以把这两种提法与经典社会主义制度在时间坐标轴之上排列如下（图一）：
从以上图看，我们如果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我们历时32年的改革，从方针上讲可以归结为“战略退却”。即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落后，实践条件不足以实现马克思提出的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建成并发展的“社会主义”。若不顾现实条件硬要实行“社会主义”那就是“左倾”，就是脱离了“实事求是”。这种看法，往往使人感到中国当今似乎应该坚持“新民主主义”制度。
同样，从上图看，我们如果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后社会主义”，那我们历时32年的改革，从方针上讲可以归结为“走进新时代”。我们没有必要再返回到“新民主主义”，因为“新民主主义”，往前发展就是经典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党在历史上形成的共识。“走进新时代”则要求我们只要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奋勇前进就对了，因为我们现今社会的发展，不但超越了“新民主主义”，而且也超越了“经典社会主义”。
既使我们不同意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称之为“后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根据以上的演绎，做出一个明确的提问：中国改革开放32年，究竟是“战略退却”还是“走进新时代”呢？
这可不是一个文字游戏。如果我们的改革是“战略退却”，今天主张坚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左派”，顶多是脱离了实事求是精神的“左派幼稚病”，他们坚持经典社会主义原则的做法，大方向是对的。因为初级阶段总是要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左派”毕竟坚持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同时，主张进一步私有化及加强市场经济的“右派”自由化倾向只能认为是一种反动（复辟资本主义）。反之，如果我们的改革是“走进新时代”，那今天主张坚持经典社会主义的“左派”的见解，就成了不同意社会向前发展的意见。被视为“右派”，希望把经典社会主义建成更加“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是值得赞许的愿望。而其要求之强烈，脱离了实际之部分，则有些像“右派幼稚病”。如此一挑明，我们的反思就应该有现实意义了。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次历史性进步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中国改革32年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1年底。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为了解决民生问题，在没有触动原公有制的背景之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增资本范围内，允许并鼓励非公有制的发展。当时的情况，可以解释为：我国生产力还很落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要允许私有制适度存在。
第二阶段是从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之后到现在。中国共产党确认了中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除大型骨干国营企业以外的其它公有制企业改为非公有制，让中国加入WTO。它克服了原有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存在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矛盾，使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适应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并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改革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成功，应该公允地说它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次历史性的进步。
第二章 经典社会主义制度到底是什么
经典社会主义制度是废除私有制实践运动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种，是“科学社会主义”。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对于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描述是极少的。不仅如此，他们还明确反对为未来社会描绘蓝图的做法。但就在这些极少的描述中，人们也可以找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几个准则，例如：消灭私有制，实行计划经济等等。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它只能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到极大值，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才能实现。
我们今天所指的经典社会主义制度则是由苏联共产党人率先创建，并为其它国家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后纷纷效仿发展起来的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为了表达的更清楚，我们不妨借鉴我国著名学者金观涛、刘青峰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将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方法引入社会科学领域，对一种社会制度进行分析的方法，将经典社会主义制度看成是由经济结构子系统、政治结构子系统、意识形态结构子系统组成的一个社会制度结构总系统。③ 由此我们可以绘制出如下一幅示意图（图二）：
社会主义制度总系统
（图二）
对经典社会主义制度总系统示意图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观察：
一、先从意识形态结构子系统到政治结构子系统再到经济结构子系统顺序看，这是经典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过程。
1、由于意识形态结构子系统是实现共产主义，必然使共产党人把消灭私有制当成奋斗的主要目标；
2、消灭私有制，首先要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剥夺剥夺者消灭私有制，以解放全人类，并解放无产阶级本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要完成它必须有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为领袖集团的，团结如一人，并实行“铁的纪律”的政党——共产党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才成。这个党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在非法斗争状态下，党权必须高度集中，领袖集团对党和党所统领的武装力量，社会团体有绝对指挥权，整个革命组织的权力结构必须是一元化的。
3、在夺取政权后，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完成对剥夺者的剥夺，消灭私有制，实行计划经济，建成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发展这一制度，为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而奋斗。
二、公有制建成后，我们可以从经济结构子系统到政治结构子系统再到意识形态结构子系统顺序看总系统运行的状态。
1、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之后，由于产品“共有”因此实际在交换产品过程中，对价格“斤斤计较”成为多余，既然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产品所有权不分彼此，“价值规律”实际上早就不成为“规律”了。换句话说，调节社会生产发展的杠杆，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是价值规律，而应该是“计划调节”来左右社会生产。我们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公有制下也要遵循“价值规律”一说，值得反思。在经典社会主义制度下，没见到“价值规律”起多大作用，只见到“破坏规律”起到了无数的作用。“规律”就其本质来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实践中“破坏规律”成为普遍现象，还谈何“规律”呢？所以，要说全社会单一公有制经济发展有什么规律，我们看它的规律就是必须实行计划调节，否则社会将无法从事有效地生产。
2、对于一个人口众多，又要从事数以百万计的不同产品生产的社会而言，实行计划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决策要集中”。过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计划经济的一个规律，我们看同样值得反思。首先按比例的“比例”在一个大社会中往往不可能计算准确。要略微计算准确也要用巨型计算机计算很长时间，没有这种高技术手段，靠人工计算，曾有人估计仅算准了苏联一年计划就要靠全苏联人民算上一百年。这种计算有意义吗？但现实中经典社会主义计划年年都做出了，做出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科学”，是按“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办事的结果，不如说是决策“集中”（集中到计划部门）“高度集中”（集中到执政党领袖集团，或干脆集中到共产党最高领袖的个人意见之上）的结果。所以我们认为客观地评价计划经济，它的规律应该是“权力高度集中”。这也就是为什么始终坚持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的陈云同志的意见，最终没有变成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的指导意见，而毛泽东不按比例发展的意见却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决策之基础。即使有1962年后三年调整的成绩，也最终会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所粉碎。因此，“集中”是计划经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
3、由以上经济结构子系统的规律导出“集中”的规律性，那么经典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子系统表现为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就不难理解了。
4、既然集中，高度集权是单一公有制这一生产关系决定的规律性特征，保证“集中”就成为意识形态子系统要完成的任务。否则子系统之间的不适应终将导致总系统的震荡与解体。那么意识形态子系统如何保证“集中”（或“集权”）有效进行？当然就是“思想统一”或“舆论一律”。前者表现自然是把思想统一到党的最高领袖的想法上。后者表现是兴无灭资，反对一切不符合党的最高领导人思想的其它思想。哪怕党的最高领袖真诚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使为了有效地完成社会生产任务，这种高姿态，也只能沦为一种善意的说法而已。
最后附带说一点，有人把“经典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斯大林模式，有失公允。应该说经典社会主义制度是上一世纪全球共产党人，特别是取得政权的共产党流血、牺牲，共同努力奋斗而创造的果实。当然，领袖们的作用不可低估，但其本质在于这是几代共产党人，在废除私有制实践中造成的自然结果。
经典社会主义制度创立，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无关
我们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就会发现废除私有制，实行原始的计划经济，是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就开始的。鉴于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俄国面临的普遍贫困，鉴于苏维埃政权创立不久立刻遭到外国武装干涉和白匪的军事进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领袖们没有多少犹豫，立刻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其实，在物质产品极度匮乏的条件下，统一生产，统一分配是任何制度背景下，使更多人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唯一选择。这也是当人类社会发展之初，人类生产没有形成多余产品条件下人们只能实行“原始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因。
问题出在1920年俄国内战基本结束后，布尔什维克领袖集团的制度选择之上。当时，粮食征集制，及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先是引起了农民的反对，并且引发暴动。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坚持“共产主义终极目标”不动摇。结果引发了工人大罢工（以列宁格勒为主）又于1921年初春在工人罢工的背景下爆发了布尔什维克军事主力红海军在喀朗施塔德要塞的军事反叛。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方面用武力镇压了喀朗施塔德要塞的叛乱，一方面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废除粮食征集制，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宣布私有制合法，宣布要适度发展资本主义。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布尔什维克认为这是必要的“战略退却”，是策略上的“进两步，退一步”。虽然列宁在逝世前对他的“战略退却论”在理论上做出适度修改（认为新经济政策有利于工农联盟）但由于列宁过早逝世，他的这一思想并未成形，布尔什维克领袖集团的共识仍保留在“战略退却”水平之上（布哈林除外，而最“左”的是最先主张废除粮食征集制，其建议被否决后，又跳到另一个极端的托洛茨基）。
1925年，新经济政策使苏俄经济恢复取得巨大成果。布尔什维克党面临“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在选择工业化方式上党内产生意见分歧，布哈林主张深化发展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则认为，面对资本主义的包围和封锁，必须走一条新的工业化道路，要采取“高速发展工业”，并且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方针。在积累匮乏的条件下，斯大林等人主张应该实行“剪刀差”以剥夺农民；应该在全国实行节约，放缓改善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速度，来完成高积累。在斯大林与布哈林的争论中，斯大林一句“落后就要挨打”使布哈林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当高积累，快速工业化引发1927年末的粮食危机之后，斯大林又提出“农业集体化”、“消灭富农”以及肉体上消灭“反对派”的“大清洗”的方法创建了经典社会主义制度。历史进程表明，经典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无关。它更像后发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制度模式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在终极目标上又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方向吻合。于是，以实现公有制为核心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又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使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加强了一种信念：坚持公有制不能动摇，除非是必要的战略退却，而战略退却一定是暂时的过渡形式，革命的大方向是永远不能放弃的。后发国家工业化模式中“经典社会主义制度”为苏联迎来了高速的经济发展，使苏联从落后的俄国，一跃而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这种模式使苏联躲过了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大危机。这种模式为1941年后处于卫国战争艰苦环境下的苏联最终战胜德国法西斯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础。所以从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到二战胜利，世界上众多的进步知识分子和群众都对经典社会主义制度给予极高的评价。
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经典社会主义制度”与布尔什维克有些差别。毛泽东一直反对盲从苏联的教条主义。在国共第一次内战的苏维埃运动中他就被左倾教条主义诬为“富农路线”而受到批判打击。在遵义会议毛泽东夺回在党内的发言权后，力主全党奉行实事求是的原则。抗战之初党的领导人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是中国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缺乏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提出当时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所以要和资产阶级搞好统一战线。而且，他们认为即使共产党人领导革命成功后，也还要发展资本主义。由此有了1940年毛泽东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及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在1949年9月筹组新中国政府时，毛泽东也明确告诉民主人士，新中国成立后先不实行社会主义，理由当然是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太落后。
但是，中国共产党后来终于选择了经典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选择并不立足于中国生产力发展。主要是由于抗美援朝前后外交政策被迫一边倒。也由于1952年出现了新生资本家偷税、漏税，假冒伪劣产品满天飞的现象。共产党人开始了五反运动，把以上现象归结为资本家的唯利是图的本性。为此，新民主义阶段必须结束，向经典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必须开始。应该指明，这不是毛泽东的个人意见，而是第一代共产党领袖集团的共识。在领导人中，分歧只存在于新民主主义阶段应该坚持多长时间后才进入过渡阶段上，分歧只存在于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经典社会主义应该用多长时间上。一句话，分歧只是时间短长，速度快慢，对于前进的方向，全党的认识是一致的。而正是时间短长、速度快慢上，形成“左”右之争。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在选择经典社会主义制度上没有分歧，只是在完成时间上形成“左”右不同的意见。而这种“左”右不同意见集中在：对一个生产力还很落后的国家来说，选择公有制，选择消灭资本主义是否过早了，是否脱离了实事求是的方法论。
从苏联和中国的实践看，共产党人选择经典社会主义制度，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无关。中国共产党在做出这一选择时，并没有分歧，只是完成这一选择的时间是短点还是长点上有不同意见。
第三章 对经典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历程
早期对经典社会主义制度在理论上的批判
对公有制实践的不同意见，是早就有的。最先从理论上提出批判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普列汉诺夫。他在生前没有发表的遗嘱中对布尔什维克的军事共产主义模式选择就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列宁宣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后，把生产力远远抛在后面，从而造成了相反的革命形势。只有现有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中才不会有对抗性矛盾。类似的不适应产生了新的、前所未有的矛盾，其冲突的激烈程度不比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小，甚至还要大”。④我可以把普列汉诺夫的提法不太恰当地归结为：生产关系超前时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大于生产关系落后时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
对经典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最早进行理论批判的，恰好是比斯大林更“左”的托洛茨基。他在1936年发表《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一改当时他反对坚持新经济政策的态度指出：“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应当是人的经济力量的高度发展，这时生产劳动已不再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无需任何鞭策，而生活用品总有富裕”。“马克思主义至少把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看作这样一种社会，它从一开始在经济发展上就高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那么布尔什维克在生产力没有发展到马克思要求的阶段就建立的经典社会主义制度其结果会怎么样呢？托洛茨基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性质：由于它维护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它是社会主义的；由于它在分配生活用品方面借助于资本主义价值尺度并带有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它是资产阶级的”而针对这种两面性，托洛茨基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还得进行第二次补充革命——反对官僚专制主义的革命”的任务，并指明“官僚独裁应当让位给苏维埃民主”。具体做法是“恢复批评的自由”实行“真正的选举自由”。这种提法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继续革命——这一指导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真是太相似了。⑤
把托洛茨基的理论发展到另一个极端的是南共前政治局委员、南斯拉夫前副总统密洛凡·德热拉斯。1957年他抛出了《新阶级》一书，认为经典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社会产品不够丰富，分配产品不可能达到平均。于是执掌经济、政治权利的党的官员会利用手中的分配权，利用分配不可能平均，形成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物质享受特权，从而必然形成一个“特权阶层”。而这一特权阶层在经典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了维护并巩固他们通过掌控分配权所形成的特殊既得利益，他们必定要加强专政，坚决镇压一切敢于挑战他们手中权力，敢于挑战“公有制”的异己力量，从而使这一个自在的特权阶层，上升为自为的特权阶级。这样在这种制度下，必然产生一个“新阶级”，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这个阶级对人民的压迫、剥削远甚于资产阶级，它更专横，更残酷，更黑暗，更腐败。⑥据说德热拉斯晚年放弃了他的这一理论⑦。他的著作在中国以 “蓝皮书”形式在内部发表。他的理论在能够接触到蓝皮书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年轻人当中引起高度重视。以至于有人（朱成昭）认为，经典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一定是“修正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提出了所谓的“中国必修论”。有趣的是，当德热拉斯的理论还没有成文，才在发展之中时，被中国共产党人称之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铁托，鉴于认为德热拉斯的思想属于异端邪说，毫不犹豫地把这位他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有着生死之交的战友开除出党，并投入大狱，对他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