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欣等人“思考”的一个补充：《人才规划纲要》

的“路径依赖”与思想启蒙

胡 楠

前  言

关于唐欣等人的“思考”一文，笔者细读之后感触很深，是一篇既有继承性又有前瞻性的理论性大文章。从1985年起至今，笔者相继被聘为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机械和轻工专业组评委，并在职称评定、项目评审等方面主持的次数极多、积累了不少经验，其感受也很深！本文依据其自身的长期实践和体验（包括对技术和学术界的了解和体验），把对《人才规划纲要》的学习与思考，作为“思考”大文章的一个具体的案例分析和补充。

首先，笔者抱着很大的希望学习了《人才规划纲要》，因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指出：“深刻理解《人才规划纲要》提出的新思想新理念，…”但很失望，面对我国正处于决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成败的改革十字路口上，“转型的路径选择”成了无奈的“路径依赖”。

其次，赞同“思考”所提出的“应该重新发动一次中华民族的思想启蒙运动”这一历史性的召唤。针对人才工作管理体制，提出了“去三化”（去行政化、去官僚化、去特权化）这一“转型的路径选择”。不要小看“去三化”，它去掉的是“人才”中权贵階层的根本利益，可以看到从“此岸世界”到“彼岸世界”的反差太大。因此只有通过思想启蒙运动，形成我中华民族大多数人的共识，才能在行动上达到“彼岸世界”。

一、“人才”也能由我党规划出来吗？

在我细读《人才规划纲要》中，我似乎回到了十多年前时任轻工业部计划司长时组织大家编写《轻工业发展战略与规划》的情景之中：从指导方针、战略目标和任务到包括人才工作管理体制和政策等的战略措施，很像一个产业经济学中典型的某一产业发展战略与规划。的确，人才资源是经济资源中比资金、劳动力、技术、土地等更重要的资源，实际上劳动力和技术的载体就是人才，是人啊！但它过份“物化”地对“人才”进行了规划，凭空地规划出一系列人才发展指标。

首先，对“人才”定义为“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这一定义十分空泛而模糊，如果要具体化些形成细则，就只能依靠“文凭+职称+证书+职务+业绩（各种奖励、专利授权等）”的传统评审制度，而我对这一评审制度体会最深：先不说文凭和证书的真假，但职称的泛滥已失去其意义，职务则往往是团队创新成果“第一完成人”的决定性条件，而业绩对科技人员而言，得奖可以通过“公关”、数据可以造假、论文可以剽窃、专利可以凭空设想而与成果无关…在这个制度环境下的战略目标却雄心勃勃。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到2020年，人才资源总量从现在的1.14亿人增加到1.8亿人。正如某些学者（郭东光，2010）所指出的，目前1.14亿人才之外，不是人才的11.86亿中国人该是什么呢？无论一个中国人是荣登人才之列还是与庸才为伍，毕竟只是“被人才”、“被庸才”的结果。掌握人才认定大权的，是党和政府的人事和劳动部门，而不是市场认定的。党和政府该做的，是为每一个公民的自由发展、人尽其才提供公平的制度环境，至于每一个人的最终发展势头如何，就留给每个人自己决定吧。

其次，《人才规划纲要》中多次提到“党管人才”，是否为了体现我党对人才的重视，把“党管干部”（应是党政领导干部）扩大为“党管人才”？如此类推，“一个中心”最重要最最值得重视的吧？是否可以提“党管经济建设”呢？再深入一步，党如何管人才呢？请看“完善党管人才的领导体制”这一节的目标要求：

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创新党管人才方式方法，完善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人才工作格局。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发展，切实履行好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务的职责，用事业凝聚人才，用实践造就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法制保障人才，提高党管人才工作水平。党政主要负责人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团结人才、用好人才、服务人才。

前面的“四管”（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务）为基础达到“提高党管人才工作水平”。这一段原则性较强，是应该遵循的。但是，紧接着的对党政主要负责人的要求却大相径庭，要他们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团结人才、用好人才、服务人才，微观到像父母对孩子一样无微不至，甚至成了人才的“救世主”。然而，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对少数党政主要负责人而言，很容易把公共权力变成私人权力，一些人的“爱心”和“智慧”将变成“贪婪”和“愚蠢”，目前我们的“用人腐败”和“人才腐败”难道还不触目惊心吗？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党要管党”“党政分开”。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曾经进行过按上述小平的改革思想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结果因“八九年政治风波”流产。但是邓小平思想是正确而伟大的，只不过我们没有他老人家的权威和胆识而已。因此，在这个重大的改革举措上停滞不前，体现在《人才规划纲要》中则是“党管人才”“党政不分”。

综上可见，《人才规划纲要》类似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多种“规划纲要”模式，这里党政一体化，通过这只强大的有形的手去配置人才资源，并且还要依靠党政主要负责人的“爱心”和“智慧”，把“转型的路径选择”变成了“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我国处在决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成败的改革十字路口上，成了政治上的倒退！

二、在思想启蒙运动下的行动：“去三化”

“思考”在最后提到：中国“转型”到今天，我们应该企盼一次新的独立于实践路径选择之外的，能够走到底的思想启蒙运动…它的探索成功，终将对中国的制度“转型”，最终到达一个合理的比较定型的“彼岸”做出贡献。

我赞同对思想启蒙运动的企盼，但不同意它独立于实践中路径选择之外。特别是不能同意“思考”的结论：“从中国晚近的三次启蒙运动看，由于思而践行，学以致用，结果独立的思想启蒙运动都半途而废了。”因为我们不能违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这些普世准则。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时代变了！晚清还值得一提吗？鄙人有一准则，凡有男人大缏子和日本鬼子的影视作品一律不看，还谈什么中华民族思想启蒙运动？真正有启蒙作用的是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黄兴等，他们的确是中华民族的精英、智者和伟人，但在那种极端黑暗的制度环境下，他们的思想只能是少数星火映射在污泥浊水之中，是不可“燎原”的；至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则很快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走向经典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文革”后的思想解放，只能是一种对“思想法西斯主义”的清算和经济面临崩溃下的“救亡”和求实，就像全民得了一次“精神病”需要康复一样。应该说使之康复的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他老人家的确是智者和伟人。因此，中国晚近的三次启蒙运动是不存在的，当然就更不存在“由于思而践行、学以致用使其半途而废了”这一结果。

今天的中国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信息化时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革开放32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走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在一个矛盾凸显期，发展中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因此要求：一方面要按十七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要求，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优化知识结构，提高综合素质，增强创新能力…在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广泛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和国际等各方面的知识。这是思想启蒙的基础。我建议，在我们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辅以学习借鉴《新制度经济学》，这门只有40多年历史的新的经济学分支，却有约十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们的学术成就难道不可以学习和借鉴吗？我认为，中华民族的思想启蒙运动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再学习加新制度经济学的“科普型”推广起步。但在起步的同时，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去面对和解决矛盾凸显期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仅就《人才规划纲要》中关于“改进人才工作管理体制”这一节提出“去三化”（去行政化、去官僚化、去特权化）这一“转型”的路径选择。该节提出“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相当于前面提出的“去行政化、去官僚化”，但仅仅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就能取消行政化管理模式吗？后面接着说的探索建立各种制度也只能是一种形式，无法达至“去行政化、去官僚化”的目的。“去特权化”是前两化的一个条件，也是结果，是不可分割的。“去三化”应该从“人才评价发现机制”做起，即人才评价和发现应彻底和行政（指公权力机关）脱钩，交给民间的非政府组织，交给市场。从唐骏“学历门”到为了当院士雇凶伤人（指打假学者方舟子）的肖传国，加上我多年从事职称、科技成果和项目的评审、评估工作中所见到的，做假和走关系甚至行贿，已经知道而没有方舟子那种勇气去揭穿，开始有漫延之势，而且势不可挡！各种评审、评估的结果都以广义的证书（即包括各种资格证书、评审评估的结论性文件等）出现。正如马宇（2010）先生在“证书经济”实为“权力经济”一文中所指出的：证书已经渗入到了经济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证书早就寸步难行。如果罗列一下我国的各类证书，结果恐怕会让人瞠目结舌：没有上万种也有几千种吧？或者我们采用负面列表法，不需要证书的职业有哪些？怕找不出几个。那些专业要求高的职业要资质证书尚可说，绝大多数资质证书是完全不必要的，只不过成了某些政府部门或依附于政府部门的行业机构攫取市场利益的手段。真正市场经济下的资质认证基本都是由市场机构做的，而我国恰恰相反，绝大多数资质证书要么是政府机构直接颁发，要么是政府指定某些机构做，真正市场承认、市场化操作的少之又少，所以，我称此为“权力经济”基础上派生出来的“证书经济”。证书经济的基础不是市场而是权力，而权力经济是一种比计划经济更糟糕的经济。计划经济好歹还是考虑如何有效配置资源，虽然实践早已证明计划配置远比市场配置糟糕得多；权力经济却是权力通过直接干预市场，来获取个人或部门利益，危害是多重的。证书经济也只是权力经济的一种表现而已。证书经济规模多大？当然没有确切统计，但包括培训、出版、考试、证书等等费用在内，每年不下千亿应该是低估了。遗憾的是，这样的GDP，是有毒的，甚至是反社会的！中国的书店里，最畅销的不是文学名著、思想典籍、历史地理或者自然科技，而是学生教辅书和各类职称、资质考试资料，不能不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更在伤害着这个民族的未来。呜呼，国人受困于证书经济久矣！都以为是市场惹的祸，岂不知恰是权力作的孽。权力驱逐市场、扭曲市场才造成了如此恶果。

从人才资源延伸到整个国民经济中，“证书”也是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如市场准入制度下的生产许可证，还有名牌产品、免检产品等，名目繁多，其结果是假冒伪劣层出不穷，例如以三鹿婴儿奶粉事件为代表的食品安全问题就很突出，至今没有找到真正的根源。对于以“证书”为标志的市场准入制度，本人曾撰文首先反对：

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市场准入制度：“有人收集了与企业正式开业相关的85个国家的制度，发现大多数国家，市场准入制度无论从时间还是所需要的手续的数目来看都非常繁琐。此外，市场准入制度并没有伴随着很高的产品质量，而是更多的腐败和非官方经济。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困难的市场准入制度是不民主和无限政府的结果。”说明“管制需求”是寻租活动产生的根源。只要寻租的边际成本小于寻租的边际收益，寻租活动就会增加，加大了交易费用。解决的办法就是在民主法治的环境下放松管制。

对于市场准入中国官方仍持肯定态度。在去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轻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决议中还提出“加强食品安全管理，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当时在新闻联播中（晚7:00~7:30）播出，使我大吃一惊！要知道面临经济紧缩时的主要矛盾是就业，市场准入门槛的提高只能增加失业率，并使地下的“非官方经济”食品生产销售者增加，因而面向平民百姓的食品更不安全。人才市场也是如此。对于评审评估的行政化和泛滥，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了一句“大无畏”的真话：停掉行政主管的高校教学评估！朱校长还说：“我知道很多高校的教学评估，动员各个院系的教授做假材料，让学生也参与。这些青年教师觉得你校长也是道貌岸然的，你们集体作弊，欺骗教育部，欺骗专家组。学生会觉得你们老师也在作弊，还让我们帮着你们作弊，那以后面对这些学生、老师，学校还有什么道德力量要求年轻人不作弊呢？”

“去三化”的本质是“去权力化”，我们可以从周飙（2009）先生在“为何犹太人拿了这么多诺奖？”一文中的几段分析得到启示：

随着今年的诺贝尔奖项陆续宣布，国内各界在关注之余，再次开始反思我国的科研与教育体系，值得高兴的是，又有一位华人获得诺奖，而遗憾的是，迄今获得科学类诺奖的8位华人中，都是在西方接受教育并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似乎中国的教育体系培养不出太多顶级人才，科研体制搞不出前沿性成果。

要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最好考察一下别人的成功经验，近代以来，在教育和科学上最杰出的榜样，大概就是犹太民族了：自诺奖设立以来，犹太人共拿走了20%的化学奖、25%的物理奖、27%的生理与医学奖、41%的经济学奖。在其它顶级国际科学奖项中，这个比例甚至更高，综合类：38%的美国国家科学奖、25%的京都奖，数学：27%的菲尔兹奖、38%的沃尔夫奖，信息：27%的图灵奖、37%的香农奖、42%的诺依曼奖；另外，在非科学领域，犹太人还拿走了12%的诺贝尔文学奖、1/3以上的普利策奖、1/3以上的奥斯卡奖。

犹太人在科学上的成就着实令人惊叹，他们以世界千万分之二的人口，在几乎所有科学领域，拥有了1/5到1/3的顶级学者，究竟是什么因素让他们取得了如此成就？很可能，这恰恰是他们的不幸历史所造就。犹太人先是被亚述和巴比伦征服为奴，后又被罗马帝国毁城驱散，整个中世纪，他们不得不在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欧洲夹缝求存，不仅法律和政治地位低下，许多权利被剥夺，还时不时遭受驱逐和屠杀，两千年蹩仄险恶的处境，迫使他们发展出了独特的生存之道。

资产的价值越是依赖于正面激励，就越不容易成为掠夺的对象，而知识和技能是最难以夺走的；犹太人迫于生计也为了安全，形成了注重教育、技能训练和知识积累，早期这些努力集中于实用技术领域，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大学逐渐脱离教会体系，犹太人得以进入学术界，他们在思想和知识积累上的优势迅速转变成科学成就；同时，政治地位的低下使得犹太人既没有指望也没有习惯去依附宗教和权力，把学术当作教会和政治的进身台阶，这让他们保持了思想和学术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乃是科学界作为一个自主自治共同体而存在的灵魂，而要抵御住来自宗教和政治的渗透和诱惑，是不容易的，幸运的是，这样的诱惑对犹太人原本就不存在。

犹太人的故事带来的启示是：商业和市场从来不是科学的敌人，对思想的控制和垄断才是，科学发展所需要的，仅仅是宽容的空间和独立的精神，犹太人惊人的科学成就，不是国家资助、组织和建设的结果，相反，它是远离权力、摆脱控制、宽容和独立的结果。

“去权力化”几乎适用于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各个领域深化改革的根本性制度创新，即在思想启蒙运动下的行动：“去三化”。

但是，值得提醒的是要警惕“改革陷阱”。“改革陷阱”是指这样一种现象：为了克服某种弊端而出台的一种措施，这一段时间后，弊端死灰复燃，结果是该种弊端和为了克服弊端所采取的措施一起强化原来的弊端。

最后，说一点《人才规划纲要》的建设性意见：深入分析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制度性障碍；深入调查研究“去三化”的具体措施，如逐步实现在法治条件下的新闻自由，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资助并鼓励学者方舟子等人的打假…当然，人才的基础是教育，把我国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在世界排名中由100位左右提升到50位左右，这才是一个大国的实实在在的大手笔。教育中的问题很多，应该在《教育规划纲要》中深入分析，创新我们的教育制度，才能有真正的思想启蒙运动。

总之，不断清除观念上和制度性障碍的过程，就是我国不断造就良好的自主创新环境的过程。造就一个自由宽松、公平竞争而规范有序的制度环境，是我国走向人才强国的根本保证。

参 考 文 献

1. 郭东光（2010），“‘人才’也能由政府规划出来吗？”.特供信息.2010年第22期

2. 马宇（2010），“‘证书经济’实为‘权力经济’”.特供信息.2010年第32期

3. 周飙（2009），“为何犹太人拿了这么多诺奖？”.特供信息.2009年第41期

此文请勿外传，其他文章可在如下网站参阅：

www.cnli.org.cn

《胡楠专家文集专栏》

胡 楠

2010.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