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制造》一书[1]又创造了一个新理论概念“国家经济控制力”。说是“与制造业的‘充分市场化转型’相适应，国家应研究在推进制造业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以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手段加强对全国制造业的控制力，并实现从‘国有经济控制力’向‘国家经济控制力’的重要提升。”并“我们定义‘国家经济控制力’为国家的政权统治、驾驭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能力。”“‘国家经济控制力’概念的提出，目的是为了完善国家对国民经济管理的手段，强调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所以，国家经济控制力并没有否定国有经济控制力，相反，提高国家经济控制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不仅体现在国有资本的规模及其对国民经济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上，也体现在国家作为社会经济管理主体对国民经济的管理能力和控制能力上。”——控制力已经很强、很大了，但还不够，还要强化对民营经济的控制力：“而与此同时，就国家对民营经济的控制力也应该有更高一层的认识，实际上通过国有资产的控股、参股以及政府法规的管理，国家对民营经济可以有足够充分的控制力。”
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就是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如此强大的控制力必然回到前面所说的：把发展我国制造业的主要对策放在“强政府”的主导作用上，如制定产业政策、设立专项计划、集中管理、实现赶超等。
回顾我国制浆造纸设备制造业的发展历程，上升到制度变迁这一高度来进行分析，可以归纳为“控制力与离心力”之间的博弈过程（在1980年以前，是计划经济时期，不存在这种博弈。）。
1980年成立中国轻工机械总公司，同时挂轻工业部机械局的牌子，是一个政企不分的典型的行政性公司，直接管理28个轻工机械厂和4个研究所，形成了当时戏称“中央军、地方军、游击队”的格局。
1986年开始下放企业，由于是中央政府的指令，仅一年左右时间就下放了约三分之二的企业。下放企业的过程，一方面是企业失去中央直属企业名声和特权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公司管理层痛失管企业权力的过程。不过在较发达地区（如广东）的少数企业看到了下放在当时的体制下能同时得到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好处，下放比较主动。
1989年春夏之交以后，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使得公共选择中某些利益主体的诉求得以实施，通过上收企业想回到“美好的昨天”——即扩大管企业的权力。然而进入90年代中后期，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势头不可阻挡，“昨天的美梦”不可能成真，行政性公司的国企旧体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总公司前景堪忧。同时，在地区竞争日益激烈的推动下，地方政府管制放松，企业纷纷改制，民营企业兴起，而总公司失去了“中央军”的优势，背上了沉重的国企体制性包袱，但就行业总体而言，却大大改善了制度环境。
其次，也是最本质的一方面，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它是经济运行的根本基础。在中央“抓大放小”政策指引下，全国中小企业的民营化进程加快。对于制浆造纸设备制造业，80年代基本是国有企业一统天下，90年代民营化进程加快：1998年，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不变价）占行业总产值的34.04%，出口交货值占15.88%，利润为负值，总产值劳动生产率为行业的56.5%；2004年，上述对应指标为：<10%,≈4%,负值（从1998～2004年利润均为负值），≈50%。一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含中外合资企业）成为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主体。
另外，体现政府控制力用得最多的是产业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以“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国产化”为主线，一直在实施差别性的产业政策，即使到了2000年，原国家经贸委结合国债项目还搞“国产化”专项，支持制浆造纸设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该书[1]特别强调今后还要运用产业政策，因为“产业政策对产业活动的影响更直接、更深刻，具有其特殊作用”。院士们这里说的影响和作用当然是绝对的正面效应。笔者参与过关于产业政策的调查和研究，并有大量执行产业政策的实践，因而对差别性产业政策有不同认识，认为其负面效应大于正面效应，应该废止。
产业政策的推行主要是通过差别政策对各个企业的支持和限制来实现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是一种非怕累托改进。一部分企业将受到政府干预的限制，一部分企业将得到政府的特别优惠。不同利益集团为获得这种特殊利益，总是争相竞争，积极寻求政府的支持。产业政策从制定到执行，都体现了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公共选择的特征。政府在推行产业政策的过程中，成为博弈的一方，有其独特的利益。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这种产业政策既破坏了平等竞争的市场规则，也成了“寻租”的机会和腐败的根源。有人形象地描述纳税人支付的某些专项资金是“拿钱买腐败”，可以说不无道理。
强调产业政策的人最喜欢举日本的例子，这是由于没有作产业深入研究的结果。美国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和两个日本学者，根据十年的研究成果，写出《日本还有竞争力吗？》[15]一书，他们“对于产业的全面研究发现，在日本大多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政府的参与非常少，包括轿车、录像机、机器人、照相机和视频游戏。在这些部门，竞争几乎没有政府介入，很少有补贴、卡特尔和合作研究。”相反，对于化工、航空器、软件和金融服务业，则广泛实施了产业政策，有日本政府广泛的参与介入，频繁的合作活动，以及持续提供的保护，因而导致竞争力削弱，并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综上所述，与对上述案例和日本的研究相反，“国家经济控制力”这一新的理论概念如果为政府所爱并采纳，则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将要后退：国有资本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扩张，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进一步强化，政府管理职能进一步“错位”……面对现代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规则，我们怎么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呢？难道我们要走“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拉美化”和“印度模式”不值得我们警惕吗？
政府到底如何定位，只有克服利益集团的阻力，冲破上述各种观念上和制度性的障碍，政府才能真正转变职能，从“错位”走向正确的定位。
三、从本世纪初到2020年，正处于我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甚至强国）的战略机遇期，在理解、把握产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制订企业发展战略，增强企业竞争优势。
1、当前我国制造业在世界制造业中的地位与差距
根据有关资料：200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约为4.2万亿元（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下同）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1%，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88%；制造业就业人员8000多万人，职工人数3000多万人，分别约占全国就业人员的11%，全国职工人数的28%；制造业企业缴纳税金4960亿元，占国家税收总额的30%；制造业工业制成品出口2930亿美元，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90%；制造业以高于GDP的速度增长，我国1980～2002年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7%，而制造业相应的年均增长率为12.2%。
据初步统计，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器、照相机、收录机、程控交换机、计算机主板、光盘驱动器、显示器、棉布、化纤、服装、皮鞋、钢、拖拉机、化肥、摩托车等上百种制造业产品的产量在全球位居首位。
目前，我国制造业已成为最大的产业和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成为就业的重要市场和出口的主力军，是技术进步和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的份额从1980年的1.4%上升至2002年7%左右，约相当于美国的1/3，日本的1/2，与德国接近，暂居世界第四位。
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到美、日的1/20，英、法、韩的1/10；工业增加值率仅为26%左右，而发达国家则为40～50%，反映了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企业低水平重复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
这方面的资料很多，这里仅作最简要的介绍。
2、对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预期
国与国之间制造业的竞争首先体现为生产率的竞赛，即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竞赛。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并不是像克鲁格曼所说的仅仅由增加投入所带动的短期增长（Krugman，1994）。王小鲁所作的一项研究[16]表明，1979～1999年21年间经济增长率比改革前26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其中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为1.6个百分点，占40%。单就制造业而言，Adam Szirmai 等人对中国制造业1980～1999年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趋势进行缜密的测算，并与美国制造业同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进行比较[17]，其结论为：在1980～1992年，中国制造业平均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3.4%，与同期美国几乎同样的增长率增长；而从1993～1999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以年均6.8%的令人吃惊的速度增长,超过了九十年代给人深刻印象的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至少超过1.5个百分点。中美劳动生产率的追赶进程已经开始。黄勇峰等还对此进行了《中美两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比较研究》[18]与以上研究结果相呼应，进入90年代后，我国制造业开始表现出明显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对于新世纪的头20年，王小鲁作了一个极为审慎的预测[16]：GDP增长率保持年均6.4%的水平，到2020年人均GDP将达到2000年的3.1倍，超过2500美元（按1999年汇率计），达到目前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见世界银行，1998）。中国将告别贫困。根据生产函数模型分析，这6.4个百分点的增长率中要素贡献为4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2.4个百分点，其中技术进步的贡献为0.9个百分点。笔者认为把90年代其他因素引起的生产率提高当作后20年技术进步因素的影响未免过于保守，正如该文所说“技术进步和创新将成为今后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在测算时却忽略了。笔者在前面较详尽地谈到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技术创新将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即在技术的扩散、转移和共享中，通过学习、模仿和创新，实现内外技术的融合、本土化，从而达到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收敛。只要有合适的制度环境，后发国家技术进步这一趋势和规律必将对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
两院院士也作了一个预测[1]，2000～2020年，GDP增长率约为6.7%（前10年为7.25%；后10年为6.25%），二者是比较接近的。在此基础上应用一般均衡模型方法预测制造业相应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前10年为7.5%；后10年为6.5%）。
笔者对上述预测作一个简单的推算：90年代世界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为2.3%，后20年假定为2%，我国制造业先按上述7%计算，则到2020年我国制造业在世界的份额将由2002年的7%提高到16.57%。根据历年的统计经验，制造业的增长率至少比GDP增长率高2个百分点。显然无论是按GDP6.4%或6.7%的增长率，制造业增长率只按7%预测是与GDP的预测相矛盾的（暂且不论前几年制造业的增长率12%以上，落差如此之大。）。如果我们将制造业的增长率相对GDP的增长率调高不到2个百分点如8%，则我国制造业在世界的份额将是22.38%；如果再保守一点，制造业的增长率取中即7.5%，则其对应值为19.30%。因此，在正常情况下进行保守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制造业在世界的份额将是20%左右，应该是世界制造业的一个较大的生产集聚地，进而发展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之一是完全可能的。
3. 我国制浆造纸设备制造业已进入战略机遇期，应努力把握机遇，增强企业竞争优势。
如文献[7]所述，从上世纪末至今，我国纸业进入产业结构优化和快速增长期：在原料、技术、企业规模等产业结构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创了我国纸业从“小、土、脏”的扭曲状态向现代纸业发展道路的转变；我国纸和纸板的产量、消费量均已成为世界第二纸业大国，并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正开始走上一条快速、可持续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为适应我国纸业产业结构优化和快速增长期的巨大市场需求，制浆造纸设备制造业以很高的速度增长并有了跨越式的技术进步。一些产品的技术水平正向国际先进水平靠近，并以其性能价格比优势为某些大型浆纸企业采用，开始显现其国际竞争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山东纸业及其装备制造业的互动发展，呈现产业集群优势，一批具有竞争优势的制浆造纸设备制造企业正在崛起。
以生产消费品为主的多数轻纺行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开放后首显其比较优势。而装备制造业则具有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这里的劳动主要指技术工人的劳动，是高技能的劳动，而非轻纺工业生产线上的简单劳动）双重特性，其总体技术含量高。由于从模仿、学习和吸收到转移、渗透、融合和本土化所需的成本（包括时间）不同，在世界产业结构重组所体现的水平方向上分工与整合的过程中，前者必然先行，装备制造业的滞后是必然的。更重要的是：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和六大发展趋势，参照近5～7年的发展态势，笔者从感性到理性都可以判定，我国制浆造纸设备制造业已进入战略机遇期。最大的机遇是什么？就是六大发展趋势，其中最最关键的是比较优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在理解、把握产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制订企业发展战略，增强企业竞争优势，是我国制浆造纸设备制造业的希望所在。
什么是企业发展战略？就是企业竞争优势的发展战略。“战略”一词是指重大的、关系事物全局的，涉及时间相对较长的，同时又决定或严重影响事物（如企业竞争优势）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重大谋划。按系统论的观点，“战略”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
⑴ 从全局（如产业发展规律）出发研究方向性、根本性的问题。
⑵ 着眼点不是当前，而是未来。
⑶ 侧重于研究系统（如产业、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或者说是研究系统特征与外部环境结合时系统的运动规律。
⑷ 全局的范围依研究对象而定，有大小、层次之分。任何系统都可以看作一个全局，但相对于该系统存在的母系统来说，则是一个局部，即子系统。
我不想也不可能为企业发展战略的具体制订再说点什么，因为在座的企业家最了解企业，最具智慧和胆识。我只好引用竞争战略和国际竞争力领域的国际知名权威、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的三段话[19]来结束我的发言：
“产业本身就是决定竞争优势是否见效的竞技场。企业凭着竞争战略尝试在所属产业中建立竞争地位，持续经营。然而，并没有一套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竞争战略，我们只能针对特定产业与个别企业的技术和资产，拟定追求成功的经营战略。”
“国家是企业最基本的竞争优势，因为它能创造并保持企业的竞争条件。国家不但影响企业所做的战略，也是创造并延续生产与技术发展的核心。”
“在现代全球经济下，繁荣是一国自己的选择，竞争力的大小也不再由先天继承的自然条件所决定。如果一国选择了有利于生产率增长的政策、法律和制度，比如升级本国所有国民的能力，对各种专业化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使商业运行更有效率等等，则它就选择了繁荣。”
参考文献：
[1] 朱高峰主编：《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制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版。
[2] 江小涓等：《全球化中的科技资源重组与中国产业技术竞争力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版。
[3] 王缉慈：《网络环境：产业组织创新的崭新形式》，《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3期。
[4] 张维迎：《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与国有企业兼并中的产权障碍》，《中国经济学1998（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版。
[5] 李平 等：《企业集团的形成、组织和绩效》，《战略与管理》，2001处第1期。
[6] 秦晖：《中国转轨之路的前景》，《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
[7] 陈克复 胡楠 ：《我国制浆造纸设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及面临的任务》，大会论文，2005年10月。
[8] 杨小凯等：《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4期。
[9] 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4期。
[10] 林毅夫：《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2期。
[11] 林毅夫等：《对赶超战略的反思》，《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6期。
[12] 林毅夫等：《赶超战略的再反思及可供替代的比较优势战略》，《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3期。
[13] 林毅夫等：《资源结构升级：赶超战略的误区》，《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1期。
[14] 尹保云：《全球化与东亚发展》，《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
[15] 迈克尔·波特等：《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中信出版社，2002版。
[16] 王小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7] Adam Szirmai等：《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1980—1999》，《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4期。
[18] 黄勇峰等：《中美两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比较研究》，《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1期。
[19]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版。
[20] 胡楠 ：《中国制造业到底如何定位》，《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1期。（笔者的主要观点来自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