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典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第一次浪潮

经典社会主义制度在创立之后，使苏联躲过了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大危机，使二战中苏联拥有了抵抗德国法西斯入侵的物质基础。经典社会主义制度走到它的黄金时代。它的实践证实了后发国家赶超西方先进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它不失为一种值得称赞的模式选择。正是这一结果鼓励共产党夺权之后，类似中国等更落后的国家，选择了经典社会主义制度模式；正是这一结果使东欧共产党掌权国家，尽管受到苏联压力，但最后，他们的党的领袖集团还是在模式选择上达成了向经典社会主义制度前进的共识。

然而，二战之后，苏联的模式却出现了问题。主要表现在生活用品奇缺，农产品匮乏，住房拥挤，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在政治上，二战后斯大林开始的新一轮清洗，使党的领袖集团到各级党的干部人人自危，恐怖成了政治气氛的主流。马克思、列宁和共产党人（包括斯大林）所论述的人类真正民主已成了空话。1953年斯大林刚逝世，苏共领袖集团开始了针对经典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缺陷的改革。这一改革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

第一个方面，以继承了斯大林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马林科夫为代表，他对经典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选择了“政策纠偏”的方法。马林科夫提出扩大集体农庄庄员拥有的自留地；适度开放集市贸易市场；在国家发展方针上纠正过于偏重发展重工业的倾向，加大对发展轻工业的支持，加大对城市住宅建设业的支持。这一新政使苏联在1953年到1955年初，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而反对这一政策纠偏做法的正是被我们说成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子、继承了斯大林党的总书记职务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坚持农业集体化，坚持以重工业为主导的计划方针，提出了开荒，种玉米的措施，并在党内斗争中终于撤消了马林科夫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当初并没有打倒马林科夫）

第二个方面，以赫鲁晓夫为主导，认为经典社会主义制度在民主政治方面受到了破坏，改革必须从恢复党的集体领导，恢复无产阶级民主开始。赫鲁晓夫并不认为经典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结构子系统上存在固有的弊病，他认为造成不民主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个人的品质问题，于是苏联走向了“非斯大林化”的道路。其改革的结果，尽人皆知，此不多叙。

1956年2月，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突然做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发世界震动。东欧国家也因此走向了改革经典社会主义之路。出现了纳吉和哥穆尔卡的政策纠偏，后来发展成匈牙利、波兰、捷克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改革终于提出了“市场调节”理论。也有了杜布切克所支持的“布拉格之春”以思想解放，民主政治为主题的改革的实践。

1956年初的新中国，刚刚以大跃进的速度完成了建设经典社会主义制度的三大改造。中国共产党根据56年社会主义阵营形势巨变，立刻进行了深入研讨。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两大著作，即肯定政策纠偏的重要意义，又注意了在政治上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专断独行，加强民主制度建设的必要性。

这一时期各执政党对经典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可以被称为社会主义改革的第一次浪潮。它的特点是依据共产党的共同信仰，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应该使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应该是远比资产阶级民主更加民主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原则，来完善经典社会主义制度，纠正政策偏差，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

苏联的第一次改革浪潮随着赫鲁晓夫的垮台而告终；东欧国家的第一次改革浪潮中，政治体制改革的部分随着匈牙利事件被苏军镇压及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告一段落。以后的东欧国家改革退出了政治结构子系统的改革，而在经济结构子系统上做了不少探索，但基本上回避了否定“公有制”和否定计划经济这一敏感问题。

中国的第一次改革浪潮则因为反右斗争而结束。首先是毛泽东为反对党内官僚主义发动了整风运动，在他认为党内行动不力时，又动员民主人士和群众帮助党整风，结果导致了“反右斗争”^⑧，变成了坚持经典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分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在经典社会主义制度上又进一步，“一大二公”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中国由改革经典社会主义制度变成了加速发展经典社会主义制度。

 

 

对经典社会主制度改革的第二次浪潮

    中国奉行的三面红旗路线，其后果是可怕的，竟在和平年代饿死了上千万人。在这一背景下有了1962年的整顿、调整的政策纠偏，这就开始了中国对经典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结构子系统层面进行改革的第二次浪潮。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一线领导主张“包产到户”、开放自由市场、适度允许个体手工业发展政策上，认为他们放弃了“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底线，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把改革的重点放在经典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结构子系统层面，先后提出了加强阶级斗争的理论；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理论；提出了斗争的重点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要防止党的领导层变为特权阶级（“房子越住越大，汽车越坐越小”），防止党的领导搞复辟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这一革命的方式上，也实行了大胆的实践：充分发动群众，实行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民主方式，采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踢开党委闹革命，并扩展为支持群众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夺权（以至于一度支持武斗）。其魄力之大，方法之特别，震动了全世界。其结果是造成新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浩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本质，理论上是运用人民群众的大民主，运用革命形式粉碎具有双重特点的经典社会主义制度中的资本主义倾向，解决执政的革命党在掌握政权之后，脱离人民群众演变为官僚阶级，重新骑在人民头上压迫剥削人民的根本问题。结果是彻底的失败。应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失败，是在经典社会主义制度中政治结构子系统层面利用群众“直接民主”的形式监督“公权力”，防止其演变为“新阶级”的一次大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意义，恐怕至今人们探讨的还很肤浅。实践是真正的老师，用上百万干部、群众的鲜血和生命，上亿人在运动中挨整，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损害而换来的“此路不通”的深刻教训，至今并未真正深入人心。

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指导的实践相适应，经典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第二次浪潮还包括1986年——1991年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的实践。戈尔巴乔夫认为经典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改革，他改革的方针先是立足于改善经济层面的一些措施，结果不但无效，反而闹出了靠禁酒来提高生产力的笑话。于是，戈尔巴乔夫把改革进行不下去的原因归结于政治体制的弊病。提出“公开性”和建立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结果是各种思潮齐发，批斯大林，批列宁，批戈尔巴乔夫，终于思想解放到废止共产党的一党领导，实行多党制，取消“社会主义”的称谓，各加盟共和国为民族主义的情绪所主导，纷纷脱离苏联而独立。这导致了苏联国家的解体。值得注意的是，到苏联解体时，苏联实际上仍然处于单一公有制的状态。由于执政党的内乱，引发政府的瘫痪，计划调节瓦解，公有制生产单位处于无政府混乱状态，生产迅速滑坡，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反对改革的人越来越多，而戈尔巴乔夫最终也沦为“丧家犬”，掉着眼泪离开了克里姆林宫。

由于苏联解体时单一公有制仍然是经济所有制的基本形式，靠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前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叶利钦上台后，立刻搞了“休克疗法”想用大跃进的方法完成全面私有化。结果俄罗斯终于陷入了比两次大战造成的经济衰退更为惨重的一场浩劫之中。

苏联的浩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争取实现“民主”、“自由”的一场实践，可以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自由化运动的一场实践。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实践——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殊途同归，使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都陷入空前的“浩劫”之中。实践证明，不触动经典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经济结构子系统，直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无论是发扬“无产阶级民主”，还是培育“西方民主”，都只能为实行这类改革国家的人民带来灾难。

值得警惕的是，这种以“民主“（不管是无产阶级民主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为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地区，民主的多数原则普遍为“民族主义”情绪所主导，成了分裂国家的主要力量。苏联是如此；南斯拉夫更是如此，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竟然发展成种族大屠杀的动乱。

对经典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第三次浪潮

对经典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第三次浪潮，始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时间上苏联第二次改革浪潮反倒晚于此浪潮8年）这一次的改革浪潮是从恢复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大幅度地纠正以往各种冤假错案开始的。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旗帜，冲破“两个凡是”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此后中国的改革历程大体如下：

首先，党的领导人先是默认，其后是支持并提倡广大饥饿的农民为求生存搞起来的农村“包产到户”的做法。

接着，党为安抚忍无可忍忿而返城的知识青年，为解决他们返城后就业谋生的问题，迫不得已在城市恢复了个体经营。

与此同时，为从根本上解决粤港交界处经常云集数万人逃港的问题，中共广东省委提出打开国门，在内地划出一块地方，让香港企业到内地来开办，使这边农民不逃港也可以打工提高收入。这一建议受到邓小平的支持。他为这种地区起了一个名字叫：“特区”。9

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党中央接受了外商的建议，允许外国资本、港、澳、台资本直接在大陆兴办外资、合资企业。

当城市个体经营发展出了私人资本引发争议之后，邓小平同志主张“放两年再看”。对于产权含糊不清的民营企业，共产党则采取了支持鼓励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对以上一系列事件“摸着石头过河”式的谨慎处置，使中国在经济发展的新增部分产生了愈来愈多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混合所有制逐渐取代了原来的单一公有制。从中国改革、开放这一阶段的历史事实情况看，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主动提出过恢复私有制。党是在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硬道理”的原则之下，为解决民生问题，允许了私有制的发展。在这一阶段，中国原有的公有制，包括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城镇各级公有制，并没有发生变化。（农村包产到户被特地解释成“生产责任制”，并非允许农民单干）。

为什么允许私有制发展？这种发展是不是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共产党给予了明确回答：因为中国的生产力还很落后，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允许私有制存在，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于中国这种与正统经典社会主义制度背道而驰的情况，可以解释为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三次改革浪潮引发了新的矛盾。由于计划经济调节不了非公有制经济实体的运行，随着新生的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壮大，掌握生产资料、重要原料生产的公有制经济实体的产品在计划指挥下满足不了非公经济的需求。于是政府在价格管制上试行了“双轨制”，而双轨制的后果则与权钱交易，与官导腐败挂了钩，引发了群众的不满，改革进入了“泥潭期”。为解决双轨制而设计的物价闯关，又引发了群众的抢购风潮。闯关以失败告终。同时价格管制在一定程度上的松动，又导致了通货膨胀，使人们开始反感。

改革进行到此时，虽然人民的绝对利益得到了提高，但由于农民、新生非公经济的群体在分配总额中占据了一定的份额，使得社会上原来的中坚阶层：干部、军人、产业工人、知识分子在分配总额中的相对比例下降，这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干部、军人、产业工人开始“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知识分子阶层则把改革的困境归结为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配套。

此时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提出的“党政分开”方针指导下正在展开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的本质是“分权”。这使得习惯于一元化领导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一时无所适从，消弱了执政党对社会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同时进行的政府机构精简又打算取消主管年度计划的经委，各级经委干部人心惶惶，年度计划的下达出现了混乱。计划工作的消弱，又影响到了还要完全依靠计划从事生产的国营企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开始显现。与此同时思想解放的气氛渐渐浓厚。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宽松气氛，使由于腐败、通胀、相对分配利益下降引发的群众不满情绪升温，终于爆发了1989年4月中旬以后的“政治风波”。

随着“政治风波”的平息，随着国际形势迅速变化——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废除和这些国家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丧失，中国共产党重申了“反对和平演变”的重要性。一时间回归经典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舆论开始有成为话语主流的趋势。中国的第三次改革浪潮终结了。必须提醒人们的是，由于邓小平在“风波”之后坚持党的十三大报告一字不改的坚决表态，随着执政党和政府对社会控制力的强化，在人民群众的“息声”中，中国的物价在三年当中人不知鬼不觉的放开了。

相应于第三次浪潮的，是匈牙利、捷克和波兰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些国家在这次改革浪潮中，遇到相同的困难。一旦要加重市场调节的成分，必然要放开价格管制，放开价格管制又引发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又引发了群众抗议。在波兰，每一次价格改革，都引起素有罢工传统的工人阶级的抗议。每次抗议都推翻一届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并最终推翻了共产党的领导。所以，研究东欧改革的大专家科尔内就下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建成市场经济的结论。

 

 

对经典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第四次浪潮

科尔内的预言错了。中国、越南、老挝的改革证伪了他的结论。1992年春，已经退休年届86岁高龄的邓小平南巡，并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邓小平提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暂不争论；提出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提出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党的第三代领导在南巡讲话后，迅速达成共识。在当年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把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了《政治报告》，中国对经典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进入第四次浪潮。

首先，针对89年政治风波后的几年，物价已经放开，市场调节已经抛掉了价格管制这个最后的“紧箍咒”，但却引发了通货膨胀的局势，党的第三代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中国经济顺利完成了“软着陆”，通货膨胀被制止了。

其次，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根据市场竞争中暴露出公有制的低效、亏损的实际情况，支持了所有制改革的一系列摸着石头过河的试探，并取得了成功。这些试探包括：摘掉社队企业的红帽子（指变集体所有为私有或合作经营）；对公有制企业抓大放小（抓住大型公有制企业，对小型或中型公有制采取私有化的变革）；在竞争领域中“国退民进”等。这些改革措施，解决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中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矛盾，使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

再次，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接续第二代领导人的工作，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使中国加入了WTO，把中国经济纳入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轨道，让中国各类经济实体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在世界大市场的竞争环境中谋求生存，引发中国经济实体自身的改革，让中国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中国的经济又一次腾飞了，人民开始心情舒畅地感到中国“走进了新时代”。而放弃“国家集权的计划经济”正是科勒德克把中国现实也并入后社会主义时代的一部分的理论依据。不管科勒德克定义对不对，一支标题为《走进新时代》的歌曲在中国大陆流行了。千真万确，中国共产党在改革经典社会主义制度上取得伟大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次历史性的进步。

 

 

 

 

第四章  改革，应对不确定性“转型”的路径选择

 

改革，“转型”和“转轨”

同样步入市场经济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却没中国幸运。他们靠放弃社会主义与共产党执政地位为代价，换来的不是经济飞跃发展，而是普遍的经济衰退，长期的通货膨胀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自由主义的英雄人物叶利钦和瓦文萨的威望迅速下跌，以至于意外落选的瓦文萨还没来得及在任内制定好有关退下去的总统待遇的法律。落选总统瓦文萨只好对外声称再回工厂当电工。（他的后任补上了一条法律，才使他安度晚年。）这些国家，随着国情不同，有的很快进入恢复、发展时期，如：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等；有的在经济上至今元气尚未恢复，如俄罗斯、塞尔维亚等。在政治体制上，有的实行了比较成功的议会政治，如：更具欧洲文化传统的原东欧一些国家；有的则实行打着民主旗号的专制主义，如：有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前苏联中亚地区五国。俄罗斯则进入了强人政治时代。普京任两届总统后又转任总理，据说正考虑继续竞选总统，终身制似乎正悄悄地回到素有专制传统的俄罗斯。

即使我们不赞同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称为后社会主义，西方研究后社会主义的学者分析苏联、东欧国家的一些理论也值得我们借鉴。在后社会主义理论中，学者们很注意“改革”、“转型”和“转轨”三个范畴的定义研究。丹麦社会学家米米·拉尔松在他的《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行为》一书的第一章就澄清了“转型”与“转轨”的异同。他认为“转轨”一词在概念上被理解为一种直线的演进过程，它更强调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进程的结果，是一种向着已知的和确定的目标的改革，比如这个目标被确定为“民主化”或者“市场化”。而“转型”则意味着这样一种理解：改革的进程，特别是后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不是直线的和可以预测的，而是一种向着崭新的未知的目标改革。10拉尔松定义后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发展的不确定性的“转型”，这成了后社会主义研究者的主流。

和中国共产党人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说成是“资本主义复辟”不同，西方学者认为放弃经典社会主义，走向市场经济的苏联、东欧是后社会主义，不能简单地说他们就是资本主义，因为他们仍然处于转型的不确定性之中。从1989年起东欧、苏联国家巨变至今，已21年过去，从本节开始叙述的这些国家现况全不一样的结果看，西方学者的见解是可以供参考的。

 

 

怎样应对“转型”中的“不确定性”

实际上，不仅西方学者论述的后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的苏联东欧国家），而且包括中国、越南、老挝的变革，均属于“转型”。进一步看，整个经典社会主义制度改革从第三次浪潮起，因为触及到“单一公有制”这一经济制度上的深层次变化，都可以称之为“转型”。“转型”的基本特点，就是改革前景的“不确定性”。

中国的改革，能在不确定性的转型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改革的方法论上的正确。我们可以把这个方法论总结为如下几个要点。

第一，实事求是；

第二，摸着石头过河；

第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第四，发展是硬道理；

第五，“发展”应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发展”一定要有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的“科学发展观”。

从以上五条内容看，中国共产党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法本身，也是不断发展、完善的，是适应“不确定性”而不断修补的。

中国共产党应对“不确定性转型”的方法，有两点应该强调：

一是，一切从“此岸世界”出发，不是从“彼岸世界”，从人类的“终极目标”或“普世价值观”出发。这样首先恢复了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方法论。为了解决农民吃不饱的问题，搞了包产到户；为了解决返城知青的就业问题，允许他们在城市从事个体经营。这两大措施解决了当时中国“此岸世界”的具体问题，但与“彼岸世界”的共产主义终极目标“消灭私有制”的任务，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在此时，党并不是去讨论“彼岸世界”的原则是否应该坚持的问题，而是先解决“此岸世界”的现实问题再说。90年代初，价格放开已成既定事实，面对非公经济比重与公有制经济比重几乎平分秋色的局面，立足于“此岸世界”计划调节已失去对社会生产的主要调节作用的现实情况，党决定选择“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并对“彼岸世界”目标模式规定的计划经济采取放弃而不争论的态度。这又使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向前大大前进了一步。

二是，用随机选择的方法，进行决策。这就是陈云与邓小平同志先后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中国改革的几条重大举措，都是用这个方法来决策的。“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随机选择的方法，其特点就是选择时并不一定坚持它就是正确的、不能变的，而是必须依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观察选择的结果，不断修改、完善或改变已经做出的选择。对实践结果的评价，又遵循了邓小平提出的是否发展了生产力这样一个“发展是硬道理”的准则。随着中国经济不断飞速发展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方环境污染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比方能源缺乏造成了发展的“瓶颈”，影响到了发展的可持续性。于是胡锦涛同志适时提出了“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

现在愈来愈多的学者、专家，对“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提出质疑与批判，认为这个方法不“科学”。他们认为，不看河对岸（彼岸世界）想过河，是基本上过不去的，想摸过去那纯粹是碰运气。过河的科学方法是修桥、造船，摸着石头过河显然是一种“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反科学的方法。这种说法针对实际生活中的过河行为是正确的，但在针对“转型”的“不确定性”的问题时就错了。

 “转型”，是从传统制度出发的，在“传统制度”下大部分人群的观念一定是“传统”的。只有允许少部分超越“传统”的先行者迈步，在迈步结果具有说服力时，才能使大部分人群逐渐接受先行者的行为，渐渐地旧的传统观念才能被新的观念取代。新的观念成为新的传统，而此时必须有更新潮的先行者再超越“新传统”前进。这个渐进过程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由点到面的扩散过程。

社会制度“转型”又使人群利益关系发生变化。任何社会“转型”都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都会侵害旧的既得利益。任何“转型”即使在人群的绝对利益都扩大的情况下，也会使一定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相对利益下降。所以“转型”一定是一个利益博弈的复杂过程。博弈的本质就是一个“不确定性”的斗争过程。这一过程中“稳定”、“发展”、“改革”三者之间处于相互影响及变数极大的状态。稳定被破坏了，发展必然要受影响，改革的措施也无法继续施行。不发展，就会使人民不满，而最终会破坏稳定。改革的不同举措一定会对发展，从而对稳定都有影响。这三个未知的变数形成一种复杂局面，使“转型”的领导者与其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指导，不如说只能用“艺术”的方法来操作。这一“艺术”方法只能表现为“摸着石头过河”。 

“转型”过程中，采取的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都只能是有利、有弊。改革措施采取之前，对利弊顶多有个大概估算，而且措施施行之后，随着事物的发展，利弊因素又会不断地此涨彼消。我们只能选择利相对大于弊的措施，采用不断变换措施克服新生弊病的方法，才能前进。这个方法一定是“摸着石头过河”。

“转型”的“不确定性”注定了应对方法的特点是“摸着石头过河”，而这种随机选择的方法符合二十世纪新的“科学观”。

十九世纪，随着列维里通过计算发现了“海王星”，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人们认为世界发展一定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一定是有规律性的。这个规律可以用精确的数学公式来表达，掌握了这一规律可以准确地预测未来。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者还认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遵循这个规律，我们能够准确地预见到私有制一定会被废除，人类在公有制的社会中，在计划指导下，能充分合理地利用现有资源，建成更为美好、富裕的社会。一句话，社会主义一定取代资本主义。这种“还原论”与“决定论”的哲学方法，应该是十九世纪方法论的“顶峰”。

二十世纪一开始，“相对论”、“量子论”的提出，使科学有了一个大发展。而人们对于“科学”的认识，也适应之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发现，规律性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而更广泛的领域中“不确定性”远比“确定性”更决定了事物的发展。“整体论”、“随机选择”的方法论，真理的“不可知论”（只能逐渐逼近，永远不能达到）成为更“科学”的方法。科学本身也被定义为可以“证伪”的范畴。所以，就二十世纪科学方法论而言，“从此岸世界出发”、“摸着石头过河”比反对它、认为它不科学的论点更科学。正如中国的思想家顾准同志在经历百般打击后终于做出的选择一样，今天“经验主义”应该代替“理想主义”了。11

 

 

 

 

经典社会主义制度“转型”启动时的现实状况

从以上我们对经典社会主义制度的简述，可以看到经典社会主义有一个特点：生产是由计划来调节的，计划是由政府制定的，政府是由一党专制的执政党指挥的。“转型”的改革，意味着对传统秩序的破坏。这种破坏，在经典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有一个顺序。不注意这个顺序，“改革”引起的后果往往能破坏“稳定”，造成发展的倒退。

我们从经典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第二次浪潮可以看到，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戈尔巴乔夫，都把改革的起点设定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结果是执政党的原运行秩序破坏，瓦解了党的职能和工作效率，而党的失效导致政府的瘫痪，政府的瘫痪使计划调节失灵，计划调节失灵使生产处于无政府混乱状态，结果生产力遭到极大地破坏，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人民群众既得利益受损，使改革失去民众的支持而寸步难行，最终必然是形势倒转，改革失败。

如果我们把经典社会主义制度比喻成一个齿轮传动系统，该系统中有三个齿轮：经济、政府、执政党，其中执政党是主动轮，而政府是从动轮，经济又是政府的从动轮，情况如（图3）

（图三）

 

 在这个系统“转型”时，应该遵循什么秩序，才能保证稳定、发展、改革之间处于最佳状态呢？

第一步，必须在保证执政党对政府有效指挥，保证政府对经济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利用执政党和政府对“转型”控制的优势，找到立足于经济逐渐脱离政府的直接指挥而可以基本独立运转的方法，先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完成向市场经济过渡），才能保证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秩序稳定，改革有继续前进的动力。其后，再去考虑对政府职能进行改革。情况如（图4）

 

（图四）

第二步，在保证执政党对政府有效控制前提下，利用执政党控制的优势，找到转换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的措施，形成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合理、更高效的政府，提高行政权力对国家管理的质量。

第三步，找寻立足于政府逐渐可以脱离执政党而独立运转的党政分开的合适方法，确保在执政党改革时引发其运行秩序震荡不波及到政府，从而使民族国家在政府管理下可以保持稳定，使经济发展有良好的环境。情况如（图5）

 

（图5）

第四步，按照“无产阶级民主价值观”、“具有东方文化特点的中华传统价值观”、“普世价值观”等等各种价值观博弈的结果对经典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体制施行有效地改革，使“转型”在“不确定性”运行中，政治制度渐渐定型。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中国共产党在对经典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的第三、第四浪潮中提出：以发展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俗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策。三十多年来，围绕这一政策，人们从左、中、右不同的立场出发有着激烈的争论。但是看了上一节我们介绍的经典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应遵循的顺序，我们可以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中国改革制胜的“法宝”。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质上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全党、全国人民听从党的最高领袖集团的指挥，使执政党保持了对“转型”强大的控制力。

坚持改革开放，实质上是从“此岸世界”出发，遵循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首先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形成了混合所有制。在非公经济与公有经济平分秋色，计划调节对全社会经济发展控制力下降背景下，利用执政党的强大控制力完成了迈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又确保了一个中心即“发展”的进程。

一党制对社会强大的控制力，从“无产阶级民主政治”或“普世价值观”角度看，并非是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但它是经典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这个现实，形成了共产党在“不确定性转型”过程中对社会调控的有效性，保证了“转型”的健康进行。经典社会主义制度“转型”是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三个子系统全方位进行的。但它们的进展并不同步，有先、有后，有深、有浅，这是正常的。按照把三个齿轮分开的顺序，只要共产党保持了对“转型”强大调控能力，就保证了“转型”能按顺序渐渐推进，逐步深化。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是无所作为的。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我们前面的“齿轮图”说明，中国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等待经济独立于政府运转，政府相对独立于执政党能自主运转后才能顺利地、大刀阔斧地进行。这种情况实现前，一党专政不能动摇。但是，一党专政不变，如何防止僵化，如何与时俱进呢？中国共产党迈出了三大步：

1．废止终身制：

一党专制最大弊病是个人崇拜和最高领袖的独裁。陈云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废止终身制”。废止终身制，可以从制度上让搞个人崇拜的“势力小人”捞不到好处。（比方你给现任领袖写“劝进表”，希望他“留任”，一定会成为下一任领袖的眼中钉。）一个领袖执政只能两届。前一届要做出业绩，稳定局面；后一届最后两年，即使面对一些深层次问题，感到难以下手，使问题无法解决，造成的损失也不致于太大。后一任在当“储君”时不多说话，但对前一任后期的问题大体了如指掌。其一但接班，就会在继续歌颂前任的言论中，采取新的措施，以化解矛盾。这种基本事实，可以防止执政党僵化。

    2．以“三个代表”的理论改造共产党：

    唯一执政的共产党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经济多元化后，其它阶级利益由谁代表？如何能在权力行使中使各阶级的利益得到平衡？一般是两条选择：

  ①多党制，几个党分别代表不同特定人群的利益，找寻政治表达；

  ②坚持一党制，把共产党变成各方面的精英都能参加的党。针对经济结构已经发生变化的现实，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使共产党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先进文化的代表；人民大众基本利益的代表。“三个代表”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一党制不变，使执政党适应混合所有制经济制度的政治体制改革之重大举措。

 3．建立“和谐社会”：

混合经济制度下，各阶层精英都可以进入执政党。但各阶级的利益冲突不会因为其代表人物进入执政党而自然化解。怎样解决矛盾和利益冲突？是高举阶级斗争旗帜搞斗争，还是协商、妥协解决？胡锦涛同志适时提出“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出不搞阶级斗争，要通过协商、妥协的方法解决不同阶级的利益冲突。这使混合所有制条件下，靠一党专制政体也能处理不同阶级利益冲突，而不致于发生激烈的对抗。“和谐社会”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又一大推进。

“废止终身制”；用“三个代表”的理论改造共产党；“和谐社会”这三项举措，使我们的党找到了一条在一党专治的条件下向市场经济“转型”，抓住历史机遇以最快的速度富民强国的好办法。我们没走到议会民主，但“转型”的结果比苏联、东欧国家成绩不差。由于政局稳定，我们赢得了经济起飞的历史机遇，也为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五章 步入“市场经济”后社会的矛盾和解决办法

 

 

经典社会主义制度在“转型”中出现的问题

西方学者在研究前苏联、东欧国家“转型”为“后社会主义”之后的基本情况时，发现这些国家遇到了相似的困境：

第一、“腐败、犯罪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

第二、“贫富分化日益加剧”； “不断增长的贫富差距意味着，在民族内部和国家内部人们之间的生活机会的不平等也在不断增长”；

第三、“原有的福利和卫生保障制度已经瓦解，而新的福利体系的重建困难重重”。12

如果我们仅仅列出以上三条，不告诉读者这种情况出现在哪个国家，相信读者一定会说，“你在说中国”。可见，以上这些现象是经典社会主义制度“转型”进入“市场经济”制度之后共同存在的问题。

经典社会主义制度“转型”的历史表明，由“单一公有制”转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私有化”过程，比“消灭私有制”还要复杂、困难。“消灭私有制”用暴力夺权，剥夺剥夺者，继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高压之后，人民就会“息声”。“私有化”过程则不然，任何人都无法把原来“公有”的巨无霸式的大蛋糕分的均匀，分配不公是绝对的。混合所有制过渡之初，社会上市场化程度还很不健全，各种“公权力”趁机找各种借口“寻租”于市场之中，权钱交易的现象极为严重、普遍。由于初期分配差异和“公权力寻租”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在“转型”中占了优势，随着“转型”的延续，贫富差距必然越拉越大。这不是哪个领袖，哪种政策错误导致的结果，这是由单一公有制转型为混合所有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

问题如此之大，退回去行不行？重新加强公有制的力量，搞个“国进民退”，或者干脆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主张是一批“左”派的想法。

其实，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仅以我国目前在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1.5亿——2亿的农民工，（其中80后第二代农民工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你根本无法让他们再回到“广阔天地”的农村去。仅仅为了解决城镇非户籍人口的就业问题，回归单一公有制就只能是空想。在不可逆的“转型”中坚持扩大“公有制”的主张实质上只能强化已成雏形的权贵资本的利益。

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有毛泽东的绝对权威都只能给中国带来“浩劫”。没了毛泽东式的铁腕人物，可以肯定革命一开始中国就会大分裂，大武斗，人民必将生灵涂炭。

倒退无路，只有咬紧牙关往前走！

 

 

“转型”的攻坚战——如何监督公权力

在经典社会主义制度“转型”到市场经济之后，存在的问题中，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保障体系重建等问题都可以靠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靠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逐渐地加以解决。最难解决的是日益严重地权钱交易的腐败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威胁到了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是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它威胁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本身。

解决执政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是如何监督公权力的问题。在经典社会主义制度下，解决这一问题，一般有两种方法：强化监督机关；发动群众监督“公权力”。

强化监督机关，从列宁提出建立工农监察院起，共产党人就一直在实践，但最终并不成功。中国历史上靠监督机关监督权力，以明朝最为典型。设立锦衣卫监督官场，其后设立东厂监督锦衣卫，再后设立西厂监督东厂及锦衣卫，结果明朝末年，成了中国政治史上最腐败、最黑暗的时代。权利产生腐败，用不受监督的权力机关监督权力，不受监督的监督机关一定会更快地走向腐败。这是历史经验证明的。

靠发动群众监督“公权力”怎样？这就要重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除毛泽东没人敢监督，各级官员都在毛泽东发动的群众运动之下受到了监督。发动群众的形式包括：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属于言论自由一类；建立各种组织，如红卫兵、造反派，这属于结社自由一类；出版各种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报纸，这属于新闻自由一类；夺权，打派仗，搞武斗，这属于在最高领袖控制之下的多党制一类。总之，在确保无产阶级最高权威——毛泽东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的此原则之下，发动群众监督、替换“公权力”的各种招数都用过了。结果呢，一场浩劫。

要注意，连毛泽东——党的最高领袖都要接受监督，这不属于列宁时代共产党人“民主”的范畴。（党的最高层领袖集团内部的斗争及“宫廷政变”除外。）对奉行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的最高领袖集团的怀疑、否定，从逻辑上讲，属于对共产党本身的怀疑、否定。怀疑、否定共产党本身的“民主”，在共产党的哲学里，属于资产阶级民主，属于自由化，不属于民主。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论是建立和强化监督机关来监督“公权力”；还是发动群众，通过无产阶级民主来监督“公权力”，除了肤浅、虚假的宣传之外，没多少成功的经验。

两条路都走不通怎么办？只好考虑“分权”了。

 

 

“分权”的困境和“路径”

 权力集中，自然会导致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就会形成绝对腐败。因此，防止权力高度集中，分散权力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办法。

一谈“分权”，恐怕有不少专家会主张：三权分立；文官中立（公务员中立）；军队国家化，谈着谈着就谈到多党制了。这种思路，中国共产党哪一代领袖恐怕都不会把它当成行动方针。不仅如此，不但“干不得”而且还“说不得”，一说是就是“自由化”就必须批判，否则就是一手硬，一手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只剩下一个基本点了。这就是“分权”的困境。

但是“分权”也并非没有“路径”，在不属于“自由化”的范围内，各种可以归为“分权”一类的方案也有不少。

第一，转化政府职能。这一条，现在已成为“共识”了。一有讨论改革的集会，就必定有此类呼吁。这个现象已长达六、七年了。党的十六大对此还有明文规定，结果怎样？效果令人遗憾。政府职能转换被学者们通俗的解释为：政府不要干市场能干的事，而要干市场不能干的事。目前，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两个权力都有。转换政府职能的核心，是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当运动员的权力分离出来。所以“转换”也是“分权”的一种。真做到这点，寻租的机会将大大减少。市场干不了的事，基本上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就要求服务透明化，在阳光之下，寻租行为容易被披露，增大公务员寻租的风险。因此，政府职能转换，虽然不能消灭腐败，但至少是减少腐败非常有效的措施。目前关键是，党必须把“转换政府职能”进行的快慢、深浅问题，放到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核心问题的高度来看待，可能才会使此事有进展。

 第二，公有制确权。确权，是明确财产所有权。一说确权，人们往往想到的是私有化。其实这是个误会。更需要明确产权的恰好是“公有制”。“公有制”说起来是：“既是你的，也是我的，反正是大家的”。但实际执行时往往成为“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或者变成“看着是大家的，实际上是我（管理层）的”。可见“公有制”更需要明确产权所有。

在我国，“公有制”包括“各级国有”、“集体所有”。确权要来个谁的孩子谁抱走。属于全国人民所有的（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企业）应该退出国务院政府序列。国资委应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它接受全国人大的领导，它管辖的企业产生的利润应直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分配。政府对公有、私有、外资应一律平等，既然没有“私资委”，没有“外资委”，就不该设“国资委”。否则政府就会成为国家队的超级运动员，无法做到只当裁判员，不当运动员。对于国资委控制的企业，在涉及矿产资源，土地资源使用时，其向政府交纳的资源占有税，应与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一样。各级国资委归属各级人大还有一个好处，人大不是垂直领导，省、市、县级人大有相应的自治权。山西省人民的企业产生的利润，在没通过山西人大同意前，任何外省、包括中央不得平调。这是明确产权的一个进步。

“公有制”确权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资本社会化”。把不同层级的国有资产通过资本市场，直接向民众转让。

“公有制”确权是把“公有资产处置权”从行政权中分离出来的一个重要的分权措施。

第三，党政分开。“党政分开”是邓小平同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曾经进行过以“党政分开”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结果因“八九年政治风波”流产。党对“八九年政治风波”有明确的结论，但对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党政分开”政策并无否定。这表明，“党政分开”仍然是“分权”措施中可以选择的一条路径。

“党政分开”是指党政职能分开。从八十年代中期后我们奉行的各级党委书记兼任相应级别的人大主任看，“党政分开”应该探索党通过掌握最高权力机关来控制并监督行政权、司法权。这在我国《宪法》范围内完全可以做到。此外，各级人大应该加强“共产党团”的工作，靠执政党的多数票控制最高权力机关及立法权，靠法律约束并监督行政、司法权力。党的其它组织除军队“支部建在连上”不变外，应探索“属地化”管理之路。

“党政分开”，在这里只是一说而已。行动不行动，何时行动，怎么行动，还要党中央决定。我们认为，早晚是要行动的。行动时机应该选择在“政府职能转换”和“公有制确权”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开始。行动的方法当然还是“从此岸世界的现实出发”，“摸着石头过河”，逐步探索前进。

 

 

从“此岸”到“彼岸”——对新的思想启蒙运动的期盼

在经典社会主义制度“转型”过程中，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没有1977年胡耀邦同志主导，邓小平、陈云等支持的关于“真理标准”大辩论的思想解放运动，就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有历时三十二年中国的经典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型”。

“转型”的路径是“从此岸世界出发”，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不代表思想解放运动也只能关注“此岸世界”的问题。一个没有对“彼岸世界”探索的民族，必定是没有理想、没有信仰的民族，必定是没有前途的民族。在意识形态领域，探索“彼岸世界”是中心任务。问题在于过去共产党人有“彼岸世界”的定式——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而且还按“彼岸世界”模式在实践中建立了经典社会主义。而这个实践如今已经在“转型”了。那么我们在探寻“彼岸世界”之路上该做什么呢？回答是明确的，应该重新发动一次中华民族的思想启蒙运动。

秦晓同志对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及其命运的评述值得注意。他说：“晚清严复对西学（价值观层面）的引入，转向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器物层面）及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戍变法（制度层面）；

“20世纪初，由陈独秀、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转向以救亡为主调的五四运动；

“20世纪80年代“文革”结束后，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思想领域兴起的“新启蒙”运动，转向政府主导的，以批判“文革”、建立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13

从中国晚近的三次启蒙运动看，由于思而践行，学以致用。结果独立地思想启蒙运动都半途而废了。这个历史教训我们必须记取。中国“转型”到今天，我们应该期盼一次新的独立于实践中路径选择之外的，能够走到底的思想启蒙运动了。

这一次启蒙运动的结论，我们在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但是我们相信，它对处于不确定性转型过程中的中国，一定具有极大意义。它的探索成功，终将对中国的制度“转型”，最终到达一个合理的比较定型的“彼岸”做出贡献。在启蒙运动胜利的光辉照耀之下，中华民族摸着石头是会过成河的。

[注   释]

 

①参见《后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中《导言 国外后社会主义研究的理论视角》一文的主要内容。作者苑洁。

 

②同①。

 

③参见《历史的沉思》（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出版，1980年12月）该书P32—P69《历史的沉思——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及其长期延续原因的探讨》作者：金观涛、刘青峰。

 

④参见《普列汉诺夫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该书P326—P337《后记：关于普列汉诺夫晚年政治立场的评价问题兼论人类社会主义演进的两条路线》作者：王荫庭。

 

⑤参见《托洛茨基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该书P364—P428《被背板的革命（节选）》作者：托洛茨基；译者郑异凡。

 

⑥参见《新阶级》（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2月第一版）作者：密洛凡·德热拉斯；译者：陈逸。

⑦参见《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该书卷5,P351，“吉拉斯”词条之解释。“德热拉斯”是我国原译名，现采用“吉拉斯”之译法。

 

⑧参见我国学者沈志华关于“整风及反右”问题的相关文章。源于《香港传真》。

 

⑨参见《中国做了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该书P3—P9《重新界定产权之路》作者：周其仁。

 

10同①。

 

11参见《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该书中《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作者：顾准。

 

12同①。

 

13参见《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该书中《“中国现代性方案”求解》作者：秦晓。